怀念敬爱的老院长王大昌同志-新闻网怀念敬爱的老院长王大昌同志 点击数:加入时间:2007-06-08 编者按：《北航》报刊发怀念老院长王大昌同志的专题，以此来悼念王大昌同志，追思他的崇高品德和高尚精神，勉励后人学习并将之发扬光大。怀念敬爱的老院长王大昌同志王大昌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北航一部主任、秘书长、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代院长、院长、院长顾问等职。王大昌1915年11月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的树林镇，其父在城镇经商，思想较开明，支持亲属和子女参加革命。新中国建立以前，先后有继母、兄弟姐妹及侄女等14人参加了革命工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王大昌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于1933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内有人叛变，汾阳特别党支部被破坏，他也被通缉，到柳林军渡及石溪等地当小学教师，一面教书，一面从事地下工作。为党搜集情报，购置枪支，宣传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宗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之后，在动乱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经多次周折，至1937年11月才与党接上了关系。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定全面抗战的方针，群众性的抗日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在山西蓬勃发展起来。王大昌任柳林区区委组织委员、书记、离石县委宣传部长。晋西北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当时不仅要抗击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的围攻扫荡，还要支援八路军一二○师在晋西北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组织当地抗日游击队，地方基层党组织的任务非常艰巨。王大昌积极参与了各项工作，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939年6月，王大昌被派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年的学习生活，使他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建设理论和马列著作，他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勇气和决心。 1941年7月，王大昌离开延安，回到了故乡。那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环境更加恶劣，粮食奇缺，人民生活极为贫困。面临日伪军的前堵后追，他和当地干部一起，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抗日游击队，一面作战，一面征集公粮、组织担架队支援八路军，坚决进行反扫荡的斗争。自1941年9月至1946年1月，王大昌历任静乐县委宣传部长，离石县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等职务。解放战争期间，王大昌曾先后任中共晋绥地委宣传部长，晋绥支前工作团副团长和晋绥分局党校秘书处长等职，负责支援晋中、太原战役等前线作战的宣传、后勤保障以及干部培养工作，为山西的解放贡献了力量。1950年1月随军入川后任南充专署专员。当时国民党残渣余孽还十分猖獗，他作为专员主要抓了新区的各项工作。如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工作，后来又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南充地区社会得到了安宁，生产得到了恢复，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很快地提高起来。 1952年10月，王大昌调至北京航空学院任职。学校新建，无校舍，师生处于分散借居状态。王大昌被任命为一部主任，代表院部负责领导住在清华大学北航一部的全面工作。1953年初，学校选定西北郊柏颜庄为北航新校址，同年6月1 日正式破土动工。经过四个月日夜兼程的突击施工，盖起了两幢宿舍楼，学校决定当年即迁入新校舍进行教学。为此成立搬迁指挥部，由王大昌任总指挥。在他的组织领导下，10月初，分散在城内外三部的全体学生及部分单身教职工迁入了新校舍。迁移新校舍的前后情况，他在1962年建校十周年的纪念册上曾撰文阐述：“6月1日开工建设校舍，10月份就要开学上课。那时，学校还完全处于工地状态。教学楼、饭厅没有完工，宿舍楼勉强交工两幢， 供学生住宿和工作人员办公。于是走廊成了饭厅，工地上四面透风的临时工棚改作了我们的教室。记得开学前三天，供几千人吃饭的炉灶还没建起。所以白天建筑单位施工，晚上我们自己建灶，终于在开学前开出了第一餐，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开饭，大家却吃得很香。冬天快到了，教室里地面还很潮湿，虽然生了火炉，但除火炉旁边有些热气外，整个教室还是冷冰冰的。讲课、记笔记写不了几个字就要搓搓手。遇有雨雪天气，从宿舍到教室一片泥泞，踩进泥里拔不出鞋来。天气虽冷，条件虽差，然而大家内心里都热乎乎的，非常高兴。感到我们有‘家’了。过去那种‘有神无庙’分散借居的状态算是结束了。” 从建校初期的分散借居到集中办学前后不到一年，基建施工还只进行了四个多月，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了！1953年夏，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到北航工地看了基建施工进度，当时曾下了断言认为当年下半年进入新址办学是不可能的。但奇迹毕竟已成北航的历史。学校有了新址以后，王大昌担任秘书长职务负责基本建设等日常行政工作。 1954年12月，王大昌被任命为副院长，分管基建和财务等行政工作。建校初期基建任务相当繁重，作为学校基本建设的领导人，他充分认识到：基本建设不仅为全院师生员工提供良好的学习、工作与生活条件，而且也是北航能否得到正规化发展的重要关键。他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适用、坚固、可能条件下照顾美观”的方针和学校提出的“以教学用房为主，生活用房为辅”及勤俭办校的原则，花很大力气做好基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在上级领导和基建工程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全体基建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里就高速度高质量地建起了大批教学、生活用房。从1953年6月起至1957年底，校舍竣工面积达到13万5千余平方米，修建道路64余万平方米，完成投资3560余万元，这一堆数字看起来是枯燥的，但每一数字的增加背后都凝结着王大昌副院长的心血。 1958年初，北航将工厂生产实习和某些专业实验的实施尽可能与真正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当时称之为勤工俭学，这一做法，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全院师生积极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举行教育问题座谈会。王大昌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北航教学结合生产劳动开展勤工俭学的情况和计划，提出了将教学与科研、设计、试制结合起来，由师生研制一架多用途飞机的想法（后改为轻型旅客机，即“北京一号”）。周总理当即同意，并指示教育部划拨研制经费。于是当年开展了“北京一号”轻型旅客机、“北京二号”高空探测火箭、“北京五号”无人驾驶飞机的研制。在这3个型号的研制中，王大昌作为全院生产总指挥，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他亲自去哈尔滨、沈阳、长春、重庆等地跑材料、要刀具，请求协作加工零件。3个型号当年都试飞或发射成功，开创了高校自行设计研制飞行器的先河，提高了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也使高年级学生牢固地掌握了知识，锻炼了实际工作的本领。 1963年以后，即“三年困难”后，王大昌出任代院长、院长时，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学校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他深入基层广泛征求和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在教学上抓了贯彻“少而精”原则的样板课，组织了经验交流，提高了教育质量，减轻了学生负担，受到国防科委领导的重视和肯定。他重视基础课的建设，为弥补长期以来数理化师资队伍薄弱，在学校整体编制压缩的情况下，却补充了一批青年教师充实基础课队伍。他重视并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强调在以教学为主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积极组织师生开展对国防重大课题和型号的研究。当时，院直接掌握的课题就有50个，重大型号如：高空无人驾驶照相侦察机及其发动机的分析与仿制、多卜勒导航雷达的研制、高空高速靶机的研制、“丰收四号”农业用飞机的设计等，其他科研课题也不断取得成果，仅在1965年就有陀螺平衡机、室内爆炸成形等22项科研课题通过鉴定。他还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召开了学校第一次实验室工作会，组织领导了高速风洞、暂冲式气源等重要设备的建设，为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打下了基础。 1979年他又出任院长。他在拨乱反正，尽快使学校形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方面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同年5月，他根据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全院教师、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认真整顿教学秩序，大力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使全院教学工作步入正轨。围绕认真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总要求，他和其他院领导一起设立了院学术委员会，修订了教学计划，成立了第一、二基础部，开始试行学分制管理，对外语、高等数学课采取分班教学，提出外语教学4年不断线，积极酝酿启发式教学、加强学生能力培养的教改试点。在科研工作上，加强了对科研项目的计划管理，逐步使全院科研项目纳入国家计划和航空工业部的科研规划，召开了院第四届科学讨论会。为恢复整顿教学和科学实验，制定实行了实验室整顿达标验收办法，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肯定，并召开经验交流会和院第二次实验室工作会议。对外交流也有了新的发展，仅1979年，来校访问专家、教授等共计152人，出国考察、访问和进修的教师达48人，还与英国克兰菲尔德理工学院建立了校际联系。这一系列措施，使学校各方面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面貌，也为北航80年代新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10月王大昌主动申请辞去院长职务，退居二线，经中央批准担任院长顾问。1985年7月离休，享受副部级（两项）待遇。王大昌院长早年参加革命，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作为北京航空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在北航工作长达33年，始终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与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在领导基本建设、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在学校干部和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善于团结同志，爱护同志，宽厚待人，容纳各种不同性格和觉悟水平的同志，在工作中出现某种差错时，便实事求是地主动为下级承担责任，使大家能够心情舒畅地积极工作。他在领导工作中，善于调查研究，掌握上情和下情，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在每做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总是广泛征求各类人员的意见，请各方面专家深入展开讨论，使北航各项工作能够稳步扎实的发展。他为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校――北京航空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为培养我国高质量的航空航天科技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大昌同志是北航建校的元老之一。北航从无到有，发展壮大，至今跻身全国知名度很高的高等学府行列。几十年来浸透着王老的心血和汗水，真是功不可没。 1985年4月王大昌同志离休后，他的心仍未休息，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大事。他长期担任国家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我校“关工委”顾问，心系着北航学子。他一直关心学校的发展建设，积极支持校领导的工作。他坚守的原则是：不作调查不发言，帮忙不添乱，个人严格要求不给学校添麻烦。王大昌同志积极倡导、组织老年门球运动，亲自动员老同志参加，不辞辛劳的培训老年队员并写成规则，使不少老同志很受感动。这项运动不但使王老自己从病痛中解脱出来，也使更多的老同志身心健康了。老院长锻炼身体的同时还参加了北航老龄大学的书画班学习，曾参加过北航书画展。2002年至2003年度被评为校“十佳健康老人”。德高望重的老院长在91岁高龄时，虽行动不便，仍坚持参加支部生活会，和老党员们一同欢庆党的生日。更令人感动的是，2006年杜玉波同志为离休老同志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会，王大昌同志也亲自聆听，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之久。在他病重期间时刻不忘对党的忠诚，委托家人向党组织递交党费。王大昌同志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党龄长、职位高、年纪大，但在党支部组织的各项学习，如“三讲、三个代表、党员保先”等都能全过程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由于他的模范带头，给党支部工作很大的支持，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党性。王大昌同志不论在位和离休，对同志不管职位高低都一视同仁、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更关心老区人民，由于怕给学校组织添麻烦就不参加老干部处党支部组织的外出活动。党支部书记王志瑜同志每次外出参观学习后都要为老院长转达内容，去年6月，从延安参观学习回来就到王老家里详细地讲给老院长听。老人家非常怀念当年的延安生活，建议“延安精神”一定要发扬光大、代代相传。老院长王大昌同志，提前交了五月份的党费，于4月24日下午6时56分安祥地、悄悄地永别了我们，最后留下的仍然是“一切从简，不给学校组织添麻烦”。老院长王大昌同志，您的品德高风亮节、您的胸怀像大海一样宽阔、您对党的忠贞不渝、有如苍松翠柏。您虽永远逝去但却留给人民心中一座永久的丰碑！ (张祖善、王志瑜、张雪松) 附：前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发来的唁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未校长、杜玉波书记：惊悉革命前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清华、北洋等八所著名大学的航空院系整合并创建为“北航”时代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文革”前后两度出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并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培养优秀人才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大昌同志不幸逝世，我以极度悲伤的心情谨向老院长的逝世表示沉重哀悼，并请转达我对王大昌老院长的夫人和家人的诚挚慰问。 大昌同志是我在建校初期首批被批准加入中共时亲自找我谈话、进行入党教育的一位主要党委负责人。他在我一生学习、工作和成长、进步过程中，曾给予过的亲切关怀、教导和热情帮助、支持以及长达半个多世纪从未中断的忘年之交的亲密友谊，使我终生受益、深受鼓舞，并将永远铭记在心。 敬爱的大昌同志永垂不朽！教育部 朱开轩 2007年4月26日注：朱开轩，前国家教委主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主任编辑 存磊
